其实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见不到一面，若论感情，能有多少？“父母”更多的像是一个可触却不可及的符号而已。
可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人生是缺失的，小孩子并不能理解什么是赚钱，什么是学区房，什么是九年义务制教育，他们只觉得爸妈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不要他们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读书，不花钱，出去打工，一家子就能团聚。
但对于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，能负担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很艰难了，再来个孩子根本没人能带，他们自己就住在流动工棚和临时宿舍里，孩子是住不了的，而孩子年纪太小即使打工也没人要，多个人还多张嘴，不如留在老家，还有地种，学校也包饭。
与其说他们是怕孩子看到父母越看越想，更不如说是在逃避一种责任，慌慌张张地拒绝了孩子沟通的要求。
孩子们不会懂这些，如果家长和老师不能正确的疏导，他们只会更加怨恨父母、怨恨家庭、怨恨学校，以致于怨恨整个社会。
被张校长这么一“剖析”，几个老师脸色也沉重起来。
“其实我也注意到了，有几个孩子最近上课根本没心思听，一直魂不守舍的。”秦朗难过地话都说不出来，“我问了其他人，他们都是联系不到父母的孩子。”
和每一任的支教老师一样，秦朗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让这些孩子能适应现代生活，能接受到外界的讯息，不至于和这个时代脱轨，但每每事情到了最后，总是会一波三折。
方老师和李老师得到捐赠的衣服和善款，反而被村民们误会；
秦朗努力接通了对外的网络，希望教会孩子们用网络和外界沟通，却引发了更多的不平……
就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在反抗着这种变化，每当他们想要改变点什么，那股力量就凶猛地对他们叫嚣着：
——别费力了，就让他们这样子吧，对谁都好！
“是小孩子需要父母，但不是每个父母都需要小孩子。”
杜若的声音冷淡到几近冷漠，“不管我们怎么努力，只要有这种父母存在，事情只会适得其反。从儿童心理学上说，不善于表达的孩子，常常会使用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，这不仅是情绪的宣泄，也是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。”
百分之七十的留守儿童，其实都是易怒性格，就和今天一样，一点就炸。
“所以我们更要努力！”
苏丽紧握着拳头，不可置信地问，“难道因为事情不能十全十美，就不做了吗？还有二十几个孩子的父母是盼望着和孩子见面的啊！”
“没说不做，但张校长说的对，不过不能解决大部分孩子的情感寄托问题，这二十几个孩子幸福了，其他的孩子只会活在更大的不幸里。”
江昭辉叹了口气，“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已经打起来了，明天会不会形成对立情绪？”
“有爸妈看”的孩子和“没爸妈看”的孩子，会变成泾渭分明的两条线。
这也是张校长为什么强硬的锁上了多媒体教室的原因。
找不到解决方法，所有人都泱泱的，连张校长也不例外。
他刚刚学会了怎么开机，怎么上网，怎么使用微信，怎么用电脑看新闻，但就因为是他锁的多媒体教室，所以他自己也要以身作则，不能再碰电脑。
“这都叫什么事，婷婷花了那么多钱买的设备，就要白丢在这里了……”
江昭辉扒拉着碗里的煮面片，有点食不下咽。
当初捐献的那三万多善款，买完了校服和多媒体教室的设备后就剩下几百块，他们批发了一些饼干糖果作为孩子们上课的奖励，没有剩下一分。
这些钱的明细都公示给了网上的网友们，所有的花销都进行了直播，但网上还有有些人认为给山村小学的孩子们买校服、拉什么网线开直播是“沽名钓誉”，纯粹糟蹋钱。
为了堵上他们的嘴，所有人都很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番成绩，秦朗这么一个胖子冒着危险爬上爬下又布线又四处请教，也都是为了维护黛文婷的声誉。
“都是好孩子，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愿意和他们视频呢？”
黛文婷和大部分人一样，是在家庭和美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格外不能理解这种“残忍”。
“因为害怕吧。”
昏暗的灯光里，杜若垂着眼眸，“如果这些孩子是开开心心，带着笑脸和父母视频的，可能他们压力也没那么大。但大部分孩子一见到父母的脸就哭出来了，还有些唯恐下次见不到父母了，什么话都一咕噜说出来了，他们心里也紧张……”
孩子们长期缺乏倾诉的对象，于是就造成了这种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的急迫感，而这种情感需求是向本身拥有就少的人去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，只会让他们落荒而逃。
“哎，别想了，睡吧。”
江昭辉看一眼时间，都十点半了，几个同伴还愁眉苦脸的，只能赶他们去睡觉。
“明早还要上课呢。”
各自散去，可回到宿舍，他们依然辗转难眠，苏丽和黛文婷被窝里手机的灯光依然幽幽地亮着。
相对于性格更加内敛的杜若和秦朗，苏丽和黛文婷都不是能憋得住话的人。
黛文婷是在群里和自己的粉丝们倾诉眼下遇见的困难，她刚刚当支教老师，以前也没有支教经验，但因为上次直播的事，她的群里加了不少有支教经验的新粉丝，还有一些现在正在当老师的，正好向他们取取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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